編者按：他是《足球》報創始人，他是從業超過40年的中國足球報道者，他見證並記錄了中國足球過去半個世紀的崢嶸歲月，他是嚴俊君！雖然已年過八旬，但他依舊熱切關注中國足球發展，在中國足球經歷新一輪反腐打假整肅之後，嚴老在老家海南萬寧寫下了這篇《開創中國足球新時代》，這是他對中國足球的深刻思考。
縱觀世界足球風雲變幻，始知中國足球運動的落後。西方職業化足球未能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地上大放異彩，令人失望。
中國正在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足球不能與時俱進，無所作爲，頗令國人詬病，不能再辜負中國球迷之殷切期望了。
2022年，卡塔爾足球世界盃的成功舉辦，轟動全球。這屆世界盃大賽充滿了濃濃的中國元素和中國味道。如場地建設、賽場廣告、接待旅館，基本上都是中國企業建造和投放的。羣衆笑說：“所有中國人該去的都去了，唯獨足球隊沒有去。”賽場上搏殺的世界足球精英，就是沒有看到穿印有“中國”兩字的球員。這種失落，溢於言表。作爲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體育新聞記者，宣傳推動中國足球發展的“吹鼓手”，中國體育騰飛的見證人，看到這種情況，心裏失落難過，可說達到了“悲痛”的程度。
不必懷疑，中國球迷爲國家隊缺席世界盃而失望，其悲痛程度，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僅如此，足球的騰飛受阻，連東南亞小國的球迷都大爲關注，不過，他們不是悲傷，而是“嘲笑”，以此種心態表達對中國足球的反面激勵、加油。他們對中國的足球不爭氣很不理解，因爲他們不懂中國足球如此低迷，究竟是什麼原因，所有的嘲笑和挖苦，都是出於同情，出於善意的期待。畢竟，中國是亞洲大國，更有條件爲亞洲足球爭光。中國足球發展不如人意，對不起新時代人民對足球界的期望，對不起正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老百姓，此時此刻，用當年建設社會主義初期的一句口號來激勵：“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要憤發圖強去搏擊。
開創中國足球新時代，就是爭當亞洲足球強國，努力躋身世界足球強國之列。
當今，把資本主義純市場化的職業足球，優化爲我所用，首先要讀懂世界足球發展歷史，研究職業足球發展的規律，提高對職業足球屬性的認知水平，不過這是需要花大氣力的。
世界盃，是世界上最重要、觀賞性最強、觀衆最多、商業價值最高的體育比賽。人們普遍認爲，一個國家，即使其它體育項目先進，如足球不振，亦難稱體育強國。
國際足聯，現有二百多個成員，比聯合國成員還多，發展足球運動，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1928年5月，國際足聯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決定舉辦自己組織的世界盃，在當時的國際足聯主席雷米特和祕書長德洛內的不懈努力下，兩年後的1930年，在烏拉圭舉行了首屆世界盃。
國際足聯曾把中國拒於世界足球大家庭門外，中國無緣參加世界盃，索性視世界盃爲“資產階級的瘋狂”，不報道、不轉播，定性世界盃姓“資”。
據統計，總計有50億人蔘與、收看和關注了卡塔爾世界盃；現場看球的約340萬人；社媒上與世界盃相關的帖子高達9360萬個。
1930年至2022年間，國際足聯共舉辦了22屆世界盃，榮獲冠軍的國家都位於歐美地區，這些國家足球運動開展普遍，均屬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從未染指過世界盃冠軍。由此，中國有些學者判斷，職業足球要想健康發展，必須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環境下才能實現。職業足球是資本主義的典型產物，今天我們把姓“資”的職業足球引進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土地上，似乎水土不服，看來“事倍功半”。
但四十年前，有一句很熟悉的話，“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的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同其他國家做生意，互利共贏，雙贏批駁了“專利”論。
今天，中國的經濟實體已列世界第二位，八十年前，在海南農村的“超英趕美”的口號，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提前實現了。
新時代的中國學者，能否這樣提出問題，世界盃，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關鍵是，善於注入中國特色，做好“中國特色”的足球大文章。
中國其實是一塊風水寶地，發展人民體育運動，積極參加競技體育的國際大舞臺，躋身世界體育強國之林，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對中國足球界的腐敗，不必大驚小怪，但一定要按現行法律政策雷厲風行地去治理，認真對待、絕不姑息，一句話就是“零容忍”！此外還要從根子上找原因。
中國足球沒有作爲，不全是因爲足協腐敗，中國足球的訓練機制、比賽機制及人才選拔機制有不足。同時，從事中國足球的運動員的敬業精神、職業道德均不達標。那些足球強國，和國家較爲富裕、足協較爲高潔廉明沒有直接關係。關鍵在於培養足球優秀人才，即所謂“球星”。以卡塔爾世界盃決賽爲例，阿根廷對法國，絕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上半場阿根廷2比0領先，下半場法國追平2比2，加時賽打成3比3，進入點球決賽，阿根廷才以4比2取得最後的勝利。縱觀全場，你看不到國家富裕的影子，看不到兩國足協多謀善斷的助力，全是22名球星的鬥智鬥勇鬥技術鬥配合，具體說就是梅西和姆巴佩鬥神乎其技的腳法。到了最後，就是雙方門將鬥撲救技術，鬥心理素質，甚至鬥運氣。看到的是用身體語言爲國家榮譽而戰的忘我精神。這使我們明白，決定足球勝負的是人，是場上的運動員和場下的教練員。
可惜，近30多年來，中國未湧現出多少有價值的球星，容志行後再無“容志行”，確實是中國足球一道難解之題。而答案，還要靠中國足協的班子來解，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要率領全國的足球工作者，破解它，交出讓全國人民都滿意的答案。時間不等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十年之內，可否交出答案？
下面從三方面的原因，淺談一下中國足球發展存在的不足之處，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大家的討論。
首先是機制問題。中國有些體育項目如籃球（女子）、排球（女子）、乒乓球、羽毛球、游泳、體操，舉重等，已在世界前列，而其它如田徑的一些小項，也逼近了世界水平。足球的落後，真是不符合我國體育運動發展的規律，可以說，中國足球的發展，還沒有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要開創中國足球發展的新道路，一定要組建一個適合中國國情，有中國特色的足協班子。強調特色，是因爲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強調黨和國家的強力領導。
當年，伍紹祖同志任國家體委主任時，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同志親自關心，足球事業出現新氣象。如今的足協領導，除了缺乏權威外，甚至缺乏魄力和專業知識，一句話是德才不配位。中日韓三國幾乎是同時開始改革足球，但到目前爲止，我們至少落後日韓兩國二三十年。有人說，職業足球要想騰飛，必須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環境下實現。這種觀點，在一部分人中有很大市場。在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用西方的市場經濟理念和運營的模式，能與全球經濟發達國家做生意，互利互贏，能讓中國富起來，愈做愈好，愈做愈大。難道不把西方職業足球的形式引到中國來運營，中國足球就不能強起來嗎？中國人說不。他們相信，只要善於運用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足球同其它體育強項一樣，可以攀登世界足球高峯。中國特色的足協，必須與中國足球國情的實際相結合，否則，即使是聘請國際足聯主席當中國足協主席，也寸步難行、水土不服、一事無成。
其次是人才選拔制度，要引入競爭機制。中國足協決策人員（教練）一定要在中國體育強省特別是足球強省的強勢人物中挑選。球員、教練方面，中國足球歷來有南北之分。北派以遼寧、大連隊爲代表，南派以廣東、上海隊爲代表。南北隊每逢一戰，必會轟動全國。但自曾雪麟離職後，國家隊教練多爲北派人士擔任，漸漸冷落以技術靈活見長的南方球員，容志行、古廣明、趙達裕、吳羣立等技術出衆的球員不復湧現。
當年，足協主席年維泗慧眼識人，將衝擊世界盃重任交予蘇永舜，他大膽起用三分之一的廣東球員，大打技術足球，幾乎衝入了世界盃決賽圈，後來功敗垂成，北方球迷不滿，用一句“中國隊是中國人的隊”，批評蘇指導用人“偏粵”的政策。從此，以身體強壯、猛衝猛打的長傳高吊的戰術主導球隊，缺乏競爭，風格單一，使中國足球止步不前。即使後來米盧率中國隊衝進了一次世界盃，但大家心知肚明，日韓作爲東道主，這一屆世界盃，空出了名額，對中國隊的出線之路多少提供了便利。
近十多年，中國足協打不開局面，主要原因是決策者德才不配位，組建足協新班子，要重用德才兼備者，新老結合。當然，我們知道要治中國足球沉痾重症，也需要“老中醫”，比如足球界壽星年維泗，就是一位德才兼備，智勇雙全的老前輩，完全可以參與足協“會診”，出謀劃策。年維泗知識面廣，四十年前他曾經說過，什麼是好乾部，就是能發現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並用這個辦法解決了問題的人，就是好乾部。他對足球的理解簡單精闢，他認爲足球比賽，就是要善於找出對方的弱點，讓對手出現錯誤，抓住七寸，把對手置於死地。年屆九十的他，生日會上的講話一氣呵成，聲情並茂，風采依然。這樣的足球“老中醫”，有理論、有實踐，可以善用。而且，這樣的“老中醫”，大有人在。前《中國青年報》體育記者畢熙東，就是一位難得的奇才，三十年前，他就是中國足球改革的軍師；廣東也有一位，他就是前廣東體委主任董良田，上世紀90年代，他曾是中國足協主席的候選人，但人才難得，廣東有關部門不捨得割愛，董良田留任地方。
董良田是球員出身，廣東隊的絕對主力，退休後仍致力於推廣足球運動，推廣廣東足球文化。他身體力行與廣東大企業合作，組建“力行名人足球俱樂部”，並指導培養廣東青少年球員，大有成果。
再次，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一線球員的敬業精神、職業道德，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使命感。
中國足協，要在全國足球界開展一次宣傳學習霍英東先生的愛國精神的活動，霍英東先生爲發展祖國體育事業，提高中國足球水平所做的努力，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霍英東先生是中國人在國際奧委會、國際足聯擔任要職的第一人，必須要使霍英東先生爲國家利益，爲民族榮譽奮鬥一生的愛國精神，在中國足球界發揚光大。
個人建議，中國足協遷址河北新城雄安，這很符合中國人的彩頭習俗文化，祈望中國足球“雄起”而平安，行穩而致遠。
（2023年6月30日寫於海南萬寧，時年八十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