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程善報道 每到新舊年度的交接期，中國足球總會針對聯賽政策進行調整，在從2023年跨進2024年之際，也是如此。從中國足協在11月25至27日在蘇州召開的職業聯賽工作會議上傳出調整風聲，到中國足協於12月12日向超甲乙三級聯賽俱樂部下發《關於徵求2024賽季職業聯賽相關政策意見的通知》，相關政策的調整已逐步展開。

《通知》以調查問卷方式向各俱樂部調研政策調整的可行性。此次調研的內容主要涉及三大方面：聯賽相關政策、准入相關要求以及競賽辦法。這當中，最受外界關注、熱議的是聯賽政策，包括球隊冠名、外援人數以及球隊異地轉讓三大項。

在針對2024賽季的聯賽政策調整中，爭議最多、最難達成普遍共識的便是開放異地轉讓這一條。根據本報獲得的最新消息顯示，執行了七年之久的禁止異地搬遷、股權轉讓的規定在2024賽季會有重大變化，足協內部的相關研討傾向於全面重開。

重新開放異地搬遷、轉讓政策將會給中國足球帶來什麼影響？帶着諸多疑問，本報記者近日與一些業內人士進行多方探討，從他們的一些說法中受到一些啓迪，其中有一位投資人說：“非常時期，非常決定，有時候不能只從體育的視角去看某些足球行業的政策，跳出足球看足球也許能看到更多。”

在2023賽季結束後，中國足協進行賽季年終總結時發現，中超主場上座率最高的幾支球隊有一個普遍的共性——球隊與主場所在城市羈絆很深，球隊的建立、發展與城市的發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和縱橫交錯的關係，有着很強烈的本土文化認同感，因此，當球隊遭遇重大生存危機的時候，往往能收到來自政府和企業主動伸出的援手，從而度過危機。

這幾支上座率較好的球隊包括北京國安、上海申花、山東泰山、成都蓉城和天津津門虎。當中，成都蓉城是一支球隊建隊歷史較短的新軍，但是因爲這支成都隊是從中冠時期就從本土起步，一路走向中超，在球迷的見證下一路成長起來。其餘四支隊伍可以說都是中超的老牌球隊，其中北京國安的主場平均上座率冠絕中超，而山東泰山的客場球迷上座率是中超第一，上海申花在近十年內遭遇了兩次重大危機，但每次都能獲得來自上海市政府的大力協助從而化險爲夷。天津津門虎隊在走過了那段差點消失的歲月後，如今也重新煥發了光彩，本年度主場上座率也排在中超前列。

除此之外，還有河南隊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主場上座率，而這些球隊之所以能夠頑強地活下來，究其原因，與他們自身根植於城市的模式分不開，讓自身成爲其城市力量的代表之一，也構建了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園。

相較之下，一些頻繁變換主場的“流浪球隊”在建立城市認同感方面面臨一些困境。這或許不僅僅是足球層面的問題，也可能涉及到城市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多個層面。因此，真正發展好足球聯賽，可能需要一些調整和思考。減少爲了套取城市利益而頻繁變換主場的“流浪球隊”，或許是一個方向。這並不是一味排斥資本的問題，而是強調資本在足球發展中的適當角色，更多地服務於球隊的根基建設和城市認同感的構建。

希望變換註冊地、進行股權轉讓的隊伍目前並不多，其中在中超層面，目前意願最強烈的是升班馬四川九牛，在中甲層面，也有個別球隊想要進行股權轉讓和異地搬遷，從而解決球隊的生存問題。

在國家體育局和中國足協的共同考慮下，重新開放異地搬遷政策也不是沒有原則的，是有着更深層面的考慮。四川九牛若要完成這次遷移，必須要獲得以下幾個部門的書面認同文件：轉出地的體育局同意轉出的、蓋有公章的文件，同意轉入地體育局和市政府主要領導同意接受轉入的文件，以及轉入後能夠提供哪些長期穩定的保障條件，使得俱樂部至少能在一定年限內（最低也應該是五年）有穩定發展的可能。如果不能拿到這些文件，這次遷移可能會失敗。

四川九牛俱樂部的真正持有者是城市集團（CFG），在資深球迷中有很大名氣，他們同時也是曼城俱樂部的大股東。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是，其實曾經拿下中超80億版權的華人文化也是城市集團的股東之一，同時，城市集團背靠的阿聯酋財團ADUG，與中國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於中國而言，阿聯酋是我國在阿拉伯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在中國足球陷入困境的當下，城市集團沒有選擇退出而是繼續堅持，並且希望在中國建立同其他國家一樣的一支長期扶持的俱樂部，將一些先進的足球理念帶給中國，並且有意幫助中國職業足球加強與歐美高水平球隊的溝通和交流。城市集團在收購四川九牛股份的時候，ADUG旗下的阿提哈德航空也開通了從成都到阿布扎比的航線。儘管如今由於疫情的影響，這條航線停飛後還沒有開啓，但是在北京、上海和廣州還有阿提哈德航空的航線保留着。

2023年的12月14日，一家名爲深城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正式註冊成立，其法人代表與現在的四川九牛俱樂部的法人代表爲同一人——湯錫剛。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四川九牛會變爲深圳九牛或者別的名字，股權也會發生變更，深圳能夠提供給俱樂部的資源也要遠勝於其他城市。這對於剛剛失去一支中超球隊的深圳市來說，甚至對於廣東足球來說，九牛的到來都能填補剛出現的職業足球的一塊空白，也被視作一件好事。

重新開放球隊的異地搬遷政策，對於中國足球的長遠來說會有怎樣的效果與影響？這就要看中國足協的政策如何引導、當地地方政府如何把關了。所有投資職業足球的資本都是逐利的，對於還處於發展過程中的中國職業聯賽而言，一方面要歡迎資本，另一方面又不能讓足球被資本綁架，成爲資本套取利益的傀儡。因此在合作的最初，就要充分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以確保中國足球長期可持續發展。

中國足協需要制定明確的政策，引導資本足球充分考慮俱樂部的長遠利益，而不僅僅是眼前的經濟回報。同時，球隊所在的地方政府在監管中也需要履行職責，確保資本投入不僅促進聯賽水平的提升，還要推動青訓、基層足球的全面發展。只有通過協同合作，才能實現足球事業在經濟效益和運動水平上的雙贏，避免讓足球成爲純粹的商業項目，而是真正服務於中國足球事業的健康成長。

同時，也要充分吸取前車之鑑，就是在一傢俱樂部還沒有深厚的羣衆基礎、存在感還不夠強的時候，要保證一些政策實施的連續性，不能因政府的人事變動而廢棄當初的足球政策，這點滄州雄獅就喫了一個大虧，之前談好的條件因爲相關機構換人，就很難再繼續執行了，從而讓俱樂部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