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吳大宇

高考失敗，怎麼辦？

來自廣西農村家庭的“復讀狂人”唐尚珺曾經寫過答案。決定參加2024年高考後，他在山裏的球場寫下微博：“不是每個球都會進，也不是每個願望都這麼容易實現。”

與許多農村娃娃一樣，這位折戟的學子再次選擇了復讀。他只是比一般人更執着，第一次復讀沒考上清華，一遍遍重新來，直到14年過去，仍未“上岸”。

唐尚珺是個例，背後卻是無數復讀生羣體的心態映照。

廣州高山學校的校長張惠，退休後開始專注復讀生教育，至今已經26年。她告訴南風窗，隨着社會與高等教育的發展，學生和家長對復讀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是一羣在學習階段被刻板印象定義的笨小孩、失敗者。

但多讀了一年，人生就會發生逆轉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葉劍濤根據 “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數據(PSCUS)”，調研了2700多名復讀生。他發現，在大學生內部，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通過復讀考上大學的概率有顯著差異。

結果是，“弱勢階層子女通過復讀考上普通大學的發生比更高”。

爲了看到復讀生逆襲的軌跡與改寫的命運，我們走進了張惠的復讀機構，觀察了這裏的日與夜。在“高四生”忘我的學習世界裏，你會發現，好的教育通常在細節凸顯，但內核通常是相似的：給予個體公平流動的機會，以及改變命運的希望。

如80歲校長張惠堅持的，“我要他/她們發現，自己原來這麼聰明。”

張惠校長(中）

重啓

高山學校的主校區並不顯眼。在廣州繁華老城區一棟寫字樓的四層，白熾燈通常亮到很晚。走出電梯，寫字樓的走廊映着一幅標語：“我們也許真的無法成爲偉大的人，但卻可以在生命中擁有若干偉大的時刻。”

這裏，每年6月至9月，是來訪者最絡繹不絕的時候。學校的活動室擺滿了桌椅，坐着前來問詢家長。張惠記得，有些人的高考成績還沒出來，家長和孩子便開始諮詢復讀的事宜。

想復讀的也許不止是考生本人。她見過很多“望子成龍”的家長，在子女高考出分以後感到了心理落差：“憑什麼就我家小孩不能考上大學？我現在再要一次機會。”中國家長對高等教育強烈的心理渴求，讓高山學校的諮詢室裏，來者經常是頭髮花白的中年人。

有時候想復讀的不止是考生本人/圖源：《六弄咖啡館》劇照

張惠記得多年前的一位寡言的父親。在入學諮詢環節，他幾乎沒怎麼說話。等到衆人散去，他走到張惠面前，問她：“校長，我能不能在你面前哭一次？”

她當即無法理解這個“請求”。直到這位父親爆發了哭聲，對她說道：“我也想表達一下——現在栽培一個孩子，實在太難了。”

高考的成敗在許多教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裏，都與家庭背景綁定緊密。清華大學的“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顯示，缺乏教育資源和家庭指導的“第一代大學生”羣體中，復讀生的比例顯著地高。

這份調研發現，2011年至2018年，“第一代大學生”參加復讀的比例爲19.91%，而“非第一代大學生”復讀的只有11.76%。

2021年，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發現，在基礎教育過程中，由於弱勢家庭的孩子在各方面處於劣勢地位，導致在初次高考中也處於不利地位，只能通過復讀提高獲得高等教育的概率。

“以時間換成績，這是他們最無奈也是最優的選擇。”該研究表示。

高山學校在讀生

以時間換更好的成績，促使着衆多家長和學生踏上覆讀之路。在高山當了5年班主任的丁相玉告訴我，在高山，復讀學生的羣體主要有幾類，一小部分是沒考上夢想大學的尖子生。

再下一層，是高考上了本科線，但還達到公辦線的學生。“這個羣體有一個比較典型的特點：過度自信。”丁相玉說。多數情況，這類學生看上去掌握了所有知識點，但“處於一瓶水不滿的情況”，學習還不夠踏實。

還有很大的一部分復讀生，第一次高考的分數在本科線上下，是以前學校的“差生”，只能上三本院校。

“這類人的共同點是：沒有自信。”

我問她，沒有自信的學生們如何下定決心，面對又一年的殘酷備考？

丁相玉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對結果不甘心。”不甘心失敗的心理，促使了改變的發生。帶着再活一次的心態，他們決意在高山，重啓一次高三。

看見

在高山，學生的時間是最寶貴的——一節課的時長是80分鐘，是傳統課堂的兩倍。一週有六天時間都在上課、考試。身處這棟寫字樓，你很容易可以發現，學生的腳步比上班族得還快。

教師的節奏也風風火火的。帶着黑框眼鏡的丁相玉步伐很快，採訪結束轉頭就消失在了走廊裏。高考倒計時100天，她也時間緊迫。前段時間，她把班上30多位同學在過去半年9次大考的成績都打了出來，逐個分析了一遍。

圈出每位同學優勢和最短板的科目後，她接着給每個同學的成績單上寫留言，大意是：“你的優勢在哪裏？需要彌補的弱勢是什麼？在我心目中，你是一個可以達到什麼高度的人。”

高山學校每天設有專門的答疑時間

這位90後女孩也是第一次當教師。2018年，從湖南一高校英語專業畢業時，丁相玉做了專業對口的外貿員。只幹了半年，她決定從外貿公司離職，投入更適合自己的教培行業。

但連她自己也沒想到，命運般陰差陽錯，她接觸了一羣讀書時從未深入瞭解的“差生”羣體。

她和我坦言，第一年教復讀生時，自己很痛苦，“很難理解爲什麼他/她能把那麼簡單的數學題做錯”。有時候，她忍不住想對他們發脾氣。

“我回想當時我讀書時，如果到了這個節點，我們已經很着急了，但（緊迫感）從他們身上是看不到的。”

直到經歷了第一年教學，與更多前輩積累教學經驗後，丁相玉才找到與復讀生相處的方式。

打開心靈大門的第一步，是看到個體。

丁相玉告訴我，很多復讀生在高中階段是被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數。“上學時，老師最關注的可能是成績上游的同學，或者是最下層調皮搗蛋的人。但是往往處在中間的這一批人，最容易被老師忽略。”

來高山復讀後，丁相玉想讓這些被熟視無睹的小孩，體會被看到的感覺，那種被正向激勵推着前進的滋味。

她要在一開學就給高四孩子們重建信心。而這個步驟，需要師者擁有經驗和耐心。

丁相玉的辦法是，先按照個人特點，爲每個人把各階段的目標確定好。在教學時，她以鼓勵和表揚爲主。“等目標從低到高，逐漸達成的時候，慢慢地，他/她們就會對自己有信心了。”

《黑狗》劇照

面對不同個體，她希望打開各自的心扉。“我在與個人對話和交流的時候，會不停地挖掘他究竟是怎麼想的：想考什麼樣的學校，想證明什麼。每個學生的身上都會有那麼一點不一樣的東西，找到了以後，這個學生就會很好帶。”

她記得一個小孩，在高山呆了兩年。因爲父母離異的關係，他一直悶悶不樂，甚至因此陷入抑鬱，幾個月無法出門上課。

無法上課的日子裏，2021年，丁相玉經常給他打電話聊天。

到了第二年，讓丁相玉感到欣喜的是，在交流時，他開始“願意把心事都跟我說，願意求助我。”

她知道，鑰匙打開了門。

這個學生最後成功考取了夢想大學。

教育的力量

當不甘心的學生，遇到了高度體察人心的教師，教育帶來的化學反應悄無聲息地發生了。

校長張惠在這一行呆了26年。但丁相玉和我講述起她時，想起的是這位老太太每年都會與教師一起送學生高考。6月的南方太陽經常火辣辣的，她卻記得，校長會站在大太陽底下送考，從來不會往樹蔭底下挪一挪。

張惠校長送考現場

張惠和我講述，這一行是理想主義的天堂，高考有着改變他人人生的作用。但她想給學生的，是再活一次的體驗。“高四不是高中幾年的簡單重複，而是讓人發現，自己原來不是笨小孩，你的能力和智慧是被壓抑了。你還可以再來一次。”

於是，高山學校和很多機構不同，這裏的班主任不承擔教課任務，負責全職帶學生，觀察每個學生的動態。“別人都說我是教育行業的傻瓜。請班主任不教書，多高的成本啊。”張惠說。

同時，復讀階段也有更頻繁的考試。一位知乎網友回憶，“在高山，早上有早練，中午飯後有小練，晚上有晚練，每週六發卷子下來模擬考試；12月和4月分別有長達六週和兩個月的連續考試……這種連續考試確實很辛苦，但是經歷幾次也適應了節奏。”

丁相玉也對我承認，這是管理更嚴格，“沒那麼自由”的高四生活。學生的進退和變化會被班主任發現。一些學生告訴她，在高山一週做的卷子，“快抵上我原來一個月或者是半個學期”。

以做題搶時間、換取成績，也許正如許多研究所說，是面對復讀階段學生無奈的策略。一切仍是爲了擠高考獨木橋時，人的腳下可以擁有更防滑的鞋子。

高山學校學生飯堂

2021年，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丁延慶團隊在《高考復讀有用嗎？》指出，以寧夏省爲研究樣本，根據斷點回歸結果，“二本線下10 分以內的學生復讀率明顯偏高，且有顯著的正向收益”。

而在高山，教育者最希望的是，用一年的奮鬥，學生不僅可以收穫成績，還有希望、愛與勇氣。

一個學生在知乎寫道：“我感謝高山。復讀本身就是一場艱難的冒險。說怨（辛苦）肯定有，但當我從考場走出來那一刻起，我與自己和解。至少我可以坦坦蕩蕩地告訴所有人：‘我有在成長哦’。高山的考試讓我能不斷地調整考場心態，面對任何題目都能不產生太大的情緒波動，這是我的收穫。”

2024年3月6日，廣東廣州日報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粵傳媒）與廣州高山文化培訓學校代表在廣州記者鄉村俱樂部簽約，廣報高山學校正式籌辦。這是“媒體+教育”的轉型跨界與深度融合，共同創建廣東省首個全日制高考復讀學校園林式校區。

廣報高山學校鳥瞰圖

多功能課室

據悉，在簽約儀式上，雙方代表啓動了廣報高山學校新校區的改造建設。新校區位於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山前旅遊大道，在廣州記者鄉村俱樂部基礎上改建，佔地近50畝，建築面積約2萬平方米。新校區改建完成後，廣報高山學校將形成“一校三區”優勢辦學機制。

事業似乎更加忙碌了，而80歲的張惠仍樂此不疲。她總能回想起，約60年前，她抵達師範學校報到時，抬頭看到牆上的一句話：

“親愛的同學，祝賀你選擇了青春常在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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