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評論員 劉曉新 上村健一與國少中方矛盾的曝光，很符合他當球員時轉身很快的特點。從控訴，到賭咒發誓的闢謠，再到相熟的境外媒體的呼應造勢，再到道歉撤回，最後是在中國的快速履新，一次次驚豔的轉身，完全是一部不斷反轉的超級大片，又或者是很長一段時間缺乏談資的中國足球裏，一個槽點豐富並且充滿想象空間的大瓜。

但是，我們不是喫瓜羣衆。我們只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對於正在重新上路、正在重新構建新型舉國體制、正在全面開放並且努力回到國際大循環的中國足球來說，上村健一或許做了一件好事，把一些無意識狀態下的事情，把一些舊瓶裝新酒的現象，擺到了一個需要重新認真探討的層面上來。當年馮小剛的《一聲嘆息》裏，梁亞洲狼狽不堪的狀況，天下又有幾個男人沒碰上，或者差一點就碰上了？所以，上村的一聲嘆息，不過是家長裏短、鍋邊碰碗沿的平常事，但是想明白了，卻可能具有長遠的示範性意義。

首先，發生在國少這支球隊身上的事情，並不是一起事故。上村健一四處傾訴，版本很多，其潛臺詞無非是想證明，這支球隊未能小組出線，絕不是他的執教能力有問題，而是受到了來自中方的諸多幹擾，使他實際上失去了指揮權。這樣的劇情滿足絕大多數能夠在公衆視野裏持續發酵並且衝上熱搜的事件的條件，但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反而是上村如此表達的動機。一個人四處解釋“這不是我的錯”的時候，一定是認爲自己闖了禍，上村健一到底闖了什麼禍呢？這支球隊負於烏茲和沙特，導致小組沒出線到底闖了多大的禍？

恐怕並不是太多人想過這樣的問題。一方面，無論是當年的超白金一代，還是東方紅一代，中國足球從來不缺乏在青年隊時期製造驚豔表現的能力，但在上升過程中卻重新歸於平庸；另一方面，這支基本上由兩大足校臨時拼湊的球隊，當初在東亞杯上的神奇表現早就吊高了所有人的胃口，事實證明，連上村和他的教練組都過高地估計了這支球隊的真正能力。

換個角度想，如果兩個足校的班底就已經能夠在亞洲出人頭地，我們的職業聯賽不是很成功嗎？我們的青少年足球體系不是很完善嗎？不搞清楚這些問題，再多政策支持都只是一紙空文，一邊喊着從頭再來狠抓青少年足球，一邊盯着某些隊伍的標誌性成績，這不又是中國足球的老一套？上村健一成爲中國足球又一個在失敗面前反覆吐槽的祥林嫂，實在是一個很無趣的結果。

其次，上村事件不是內幕，更不是什麼黑幕，客觀上說，這是體育國際化的一個普遍現象。具體到足球，像英格蘭、德國和巴西這些世界足球的先進國家，本國管理層與洋帥間的求同存異，從來都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洋帥，簡單到如同一個企業聘請的總經理，這裏面從來沒有絕對的放權，而且，先進理念和企業實際情況的結合纔是開放與引進的真正目的。

在這方面，中國體育恰恰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大量成熟的案例。短道速滑韓國名帥金善臺，幫助蘇神跑出9秒83成績的美國教練蘭迪亨迪頓，以及幫助中國藝術體操和花樣游泳實現歷史突破的俄羅斯和西班牙教練，不勝枚舉。師夷長技以制夷，大概算得上中國體育一個非常成功的經驗。體育總局治下，中國足球即使再不爭氣，但總局一大堆成功的經驗和法則，甚至是大量已經形成制度的規範性文件，恐怕也不至於讓中國足協隨意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吧。所以，客觀平和地看待上村事件，很重要，上村健一是不是心高氣傲，他的言論是否職業，是否違反了合同，現在都不是問題的根本。

關鍵在於，形而上地一味把它歸結爲中國特色，一味把它上綱上線爲管理者的昏庸與無知，嘴上確實痛快了，但對後來的執行者們，一定是一個投鼠忌器的坑。相比於其他奧運項目，中國足球的開放與引進，無疑是一個更加艱難的過程，因爲，不盡如人意的成績，往往更容易讓我們失去客觀的評價維度和總結標準。

最後一點，在上村欲言又止的表達裏面，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立場，而不應該是絕對的是非。2001年十強賽後，筆者在《足球》報上連續撰寫了《神祕的19天》一文，應該是對這類問題最集中的一次關注。

如果說當年的十強賽給中國足球留下了什麼成功經驗的話，米盧與中方管理團隊之間的配合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關於祁宏、于根偉、李霄鵬、江津等一系列位置上人員的使用，都成爲米盧與以南勇爲首的中方管理團隊之間，不斷產生分歧，不斷堅持己見又不斷求同存異的焦點問題，個性與共性的碰撞與融合，專業與管理的協調與磨合，球商與情商的拉鋸與撕扯，整整25年前的一場多幕劇，如果當年同樣沒有出線，給我們留下的又會是什麼呢？

所以，這纔是上村健一帶來的示範性意義，如果絕大多數人，一直在關注那些狗血的劇情和所謂的是非，那麼在上村健一的身邊，還有久爾傑維奇、浮嶋敏，或者各個足球發展重點城市一大批的各國青訓總監們，又將怎麼續寫屬於他們的故事？

就算是一個打工皇帝與老闆的故事，也應該爲企業的自救帶來真正的體驗與反思。開放與引進是現階段中國足球的不二選擇，這是上村健一們，和每個教練，每個領導們，都必須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