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週報全媒體記者嚴益唯報道

一個多月前，當亞冠精英聯賽第五輪的硝煙散去，中超三強交出2負1平的答卷。但在比分之外，讓記者感到巨大差距的，是另一個被大多數人忽略的數據。

在阻擊中超球隊的三支日韓俱樂部陣中，共有18名擁有完整大學教育背景的球員出場。他們不是邊緣人，而是首發主力或關鍵輪換；他們在場上留給人最深印象的，是冷靜的判斷和極高的決策效率。（詳見本欄此前《亞冠觀察：當中超優等生遇到韓日學霸》一文）。

這提醒我們：現代足球的殘酷對抗，已經不僅僅是身體的衝撞，更是智力的較量。我們青訓培養出來征戰亞冠的“優等生”，輸給對手的這些本土“學霸”，輸的未必是腳法，而是對足球的認知。

這種“認知差距”的源頭在哪裏？爲了尋找答案，記者走進了上海大學附屬學校。

這所早在2018年就被教育部認定爲“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的九年一貫制公辦學校，曾培養了蒯紀聞、馬成浩等已嶄露頭角的職業新星。它像是一個微觀的切片，透過校長劉正羣和足球教練王悅的視角，讓記者看到了中國足球在“人”二字面前，面臨的真實困境與希望。

一、訓練場革命：把決策權還給孩子

如果在15歲之前，一個孩子只學會了聽從教練的指令跑位，那麼等他成長爲職業球員，到了瞬息萬變的亞冠賽場，就不能指望他獨立做出最合理的決策。

這也是王悅教練花了十幾年才悟出的道理。作爲曾接受過足球專業訓練的“老兵”，他坦言以前帶蒯紀聞、馬成浩那批隊員時，更多是替他們做決策——因爲他小時候的教練就是這樣教他的。

改變源於劉正羣校長。這位體育老師出身的校長也是個“球癡”，但他對王悅的要求很另類：不在乎暫時的成績，更在乎孩子在場上的創造力和獨立決策能力。

在校長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王悅變了。

在近日結束的上海市元旦杯U10年齡組決賽上，面對激烈的爭冠局面，王悅做了一個反常的決定：自己在比賽中閉嘴。 他只說了一句“孩子們加油”，然後把所有決策權——無論是傳是射，是快是慢——全部交還給場上的孩子。

結果是，球隊拿了冠軍。

“說句玩笑話，以前指揮反而不進球，不指揮反而進球了。”王悅的這句自嘲，背後是校園足球育人邏輯的深刻轉向。他意識到，“會踢球”和“會思考”是兩回事。

在王悅的觀察中，學習能力和比賽能力是可以高度遷移的。隊裏的“數學課代表”或“大隊長”，往往也是球場上最聰明的球員。他們身體未必最強壯，但懂得用腦子踢球，懂得隱藏弱點、尋找空檔。

反觀我們過去的青訓，往往過早追求力量和成績，製造了一批身體早熟但大腦空白的“機械球員”。王悅回憶起當年帶隊參加市運會時，因爲堅持不練死力量，球隊在身體對抗上喫虧，只拿了第九名。但時間證明了他是對的——當年依靠身體拿冠亞軍的隊伍，如今鮮有人才產出；而那支“瘦弱”的隊伍裏，卻走出了國少隊主力。

二、編制門檻：懂球的難進，能進的未必懂球

然而，像王悅這樣當年因帶隊成績好被教育局特批錄用的，既有足球專業訓練背景、又符合教師資格的教練，在當下的校園足球版圖中，卻面臨着“不可複製”的危機。

這也是劉正羣校長最頭疼的“編制困局”。

作爲“國家級校園足球特色學校”，教育部對學校是有硬性期待的：足球項目的開展情況需要定期檢查，育人工程需要優質師資。隨着越來越多家長願意將孩子送到學校踢球，劉校長迫切需要招聘更多既會育人、又有專業技能的足球教師。

但另一面，現實的招聘門檻卻像一道鐵閘。在上海，非戶籍人員想要獲得中小學教師編制，學歷門檻通常被鎖定在“碩士研究生”，或者上海體育大學這類“雙一流”全日制大學的本科畢業生。

這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校園足球最需要的——那些擁有豐富實戰經驗、能教孩子怎麼踢球的退役球員，因爲歷史原因，很難達到這樣高的學歷門檻。

而那些能滿足學歷要求的老師，往往缺乏足球實踐經驗，不會教球。

爲了解決這一痛點，制度的頂層設計者其實已經開始行動。2023年，體育總局、中央編辦、教育部及人社部聯合發佈了《關於在學校設置教練員崗位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各地可拿出一定數量的學校教練員崗位面向取得一級及以上運動員技術等級的退役運動員公開招聘”。

但文件到落地的最後一公里，依然漫長。受限於學校教師編制稀缺等客觀原因，即便是持有健將級證書的非戶籍退役球員，目前在該校也只能作爲外聘人員參與教學。

缺乏穩定的編制，就留不住最優秀的人才。如果不打通有能力的退役運動員進入校園的政策堵點，未來的校園足球，恐怕只能交給只會寫教案的“體育老師”。

“對基層學校來說，缺乏專業教練是薄弱環節。如果真想提高國家足球水平，特別是青少年青訓質量，這些環節必須打通。” 劉校長的無奈，折射出的是中國足球“體教融合”在執行層面的巨大裂痕。

三、育人底線：校園足球不該被成績綁架

在採訪中，記者向兩位受訪者提出一個問題：校園足球，最不該承擔的是什麼？

他們的答案出奇一致：不該承擔單純的成績壓力。

劉正羣校長很清醒：作爲一所九年一貫制公辦學校，必須秉承**“立德樹人、五育並舉”的根本任務。在他看來，校園足球的目標，絕不應該是爲職業聯賽輸送球員——那是水到渠成的結果，而非刻意爲之的目標。學校要做的，是爲更多未來成不了職業球員的孩子，提供一種“基於足球的素質教育”**。

該校一位叫張新成的畢業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五年級纔開始踢球，起步晚、底子薄，但因爲踢球養成的極度自律，讓他學會了加練、學會了反思。如今他憑藉優異的成績和球技進入了重點高中，並在青訓比賽中展現出不俗實力。

這就是校園足球的底線邏輯：從5、6歲到14、15歲這個“塑形期”，足球教給孩子的規則意識、團隊精神和抗壓能力，將成爲他們受益終身的財富。

採訪後記：

走出上大附校，記者依然想到亞冠精英聯賽第五輪那18名來自日韓的“學霸”球員。

我們常感嘆中日韓足球的差距。其實，差距不只在那90分鐘的草皮上，更在這些校園的圍牆裏。

如果我們的球員在18-22歲沒有大學可以讀，他們退役後就很難拿到高學歷；

如果拿不到高學歷，他們就進不了校園當教練；

如果校園裏沒有好教練，我們的下一代足球孩子的上限就高不了。

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閉環。

好在，在劉正羣校長和王悅教練身上，我看到了一種打破閉環的嘗試：用可行的方法，儘可能召集優秀的人才來加入校園足球，學校給足資源，以慢工出細活的工匠精神打磨校園足球，先育人，再踢球。

補上“教育”這一課，不僅是爲職業聯賽輸送“學霸球員”，更是爲我們的校園足球，輸送未來的“學霸教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