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當地時間2026年4月10日晚，國際體育記者協會（AIPS）在總部所在地洛桑公佈了2025年體育媒體獎的得主，體壇傳媒駐意大利記者沈天浩憑藉文章
《斑馬入白宮：一場荒誕劇》，蟬聯文字類最佳專欄獎的第一名，併成爲該類別獎項首位多次“摘金”的記者。
體壇週報記者沈天浩發自瑞士洛桑
我相信寫作需要技術，但有時也需要遵循本能和直覺。寫這篇《斑馬入白宮》，來自我自己的想法，很快得到了編輯的支持。我打開電腦，找到那張著名的照片：尤文圖斯管理層、教練和球員們，在特朗普身後一字排開，像是一組人形立牌。旁側則是帶着標誌性笑容的因凡蒂諾——比起尤文將帥，他顯然對這一場景更加遊刃有餘。看到這張圖，你會想到什麼？在看到各大媒體報道相關新聞之前，我首先在社媒上刷到了這張圖片，第一反應就是：“這真的不是AI做的嗎？”
現實與超現實
一年前在摩洛哥拉巴特初次領取國際體育記者協會（AIPS）的最佳專欄獎時，我在感言中說過：“希望未來可以更少地書寫‘分裂’，更多地描述‘團結’，帶着更溫暖、更樂觀的筆觸。”當初的這個願望，顯然沒有實現。過去的一年間，我們習慣目睹各種超現實的畫面，聽聞令人難以置信的言論，見證歷史以無法想象的方式被書寫。當認知的邊界被不斷挑戰，人們的價值觀最終是否會發生變化？我不敢、也不能給出答案。
去年炎熱的夏天裏，這屆32支球隊參加的“XXL號”世俱杯給人們留下最深的印象，顯然並非來自各隊在球場裏的表現。尤文圖斯訪問橢圓辦公室，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個情節。除此以外，現實也在一次次刷新着人們的觀念：比賽門票是可以炒的高風險期貨，轉播需求可以讓上座率不足五成的觀衆們全部坐在球場一邊，美國總統可以出現在冠軍隊的捧杯畫面中，且差點站上“C位”！或許有些《體壇週報》和《足球週刊》的讀者不知道的是，這爲本社編輯們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他們不得不費心選取圖片，標準——借用英文來說——就是“Trump-Free”（從與特朗普相關的高強度媒體飽和中獲得片刻喘息）。
我們曾經生活在一個“Trump-Free”的世界裏。但那顆從未死去的種子，在近20年前的經濟危機中開始發芽，並在本世紀10年代中葉成爲西方世界的政壇顯學。特朗普信奉“強則正義”，正如在這次荒謬的造訪中爲數不多的對話之一所揭示的那樣：
“他們肯定花了很多錢，對吧？那他們應該很強。”
“所有球隊都很強，最強的球隊都來到了美國。”
“是的，最強的球隊都在這裏。”
短暫的會談中，特朗普低聲表示希望尤文隊內的兩個美國人“成爲場上最棒的球員”，即便兩人都是他的反對者；他還用獨有的、富有攻擊性的方式，表達了對女足運動的“見解”——“女性能進你們隊裏踢球嗎？很難吧？”令人遺憾的是，他領導的是全世界女足運動最發達的國家。看起來，他幾乎要以此爲恥。特朗普掀起的這股潮流，讓體育世界裏的性別分類變得不再是邏輯問題和技術問題，而是政治立場問題。想想2024年巴黎奧運會上，發生在拳擊手伊曼·哈利夫身上的故事，你應該明白我在說些什麼。
橢圓辦公室會面之後的幾個月裏，特朗普-因凡蒂諾組合又陸續製造了一連串“令人難忘”的瞬間：世界盃抽籤儀式上的FIFA和平獎與“MAGA主題曲”，以及針對伊朗參賽問題的連番表態。因凡蒂諾表示歡迎伊朗參賽，特朗普馬上發帖稱“爲了他們的生命安全，他們真的不該來”，這聽起來是赤裸裸的威脅。伊朗足協希望能夠改在墨西哥參賽，但被國際足聯拒絕。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斑馬入白宮》像是一部連續劇的開端。持續書寫美國總統與FIFA主席的故事，自然不是出於某種病態的癡迷，而是因爲他們分別在大世界和足球小世界裏佔據過於重要的位置，而再過兩個月，全世界球迷們的目光都會投向美加墨——或者叫“美夾饃”，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寫的那樣。美國是三國聯辦的核心和實質，幾乎所有強隊參與的比賽都在美國本土，這讓你別無他選。
講故事的尺度
特朗普其人，行事作風充滿喜劇色彩，但他的所作所爲，爲很多人帶來的是最真實痛切的悲劇。寫關於這個人的故事，就像是在輕佻和沉重之間，有一個不太好用的熱水器混水閥，你需要精確地找到調溫的正確位置，不然就會被燙得皮膚紅腫——如“紅脖子”簡單粗暴的敘事，或是被凍起一身雞皮疙瘩——如套路化的批判加煽情。我並不希望敘述的主旨是“一切都是特朗普的錯”，那將會變成美國總統頭上那頂紅帽子的反面（帽子上繡着的句子是：唐納德·特朗普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對的）。他的那些超現實主義“名場面”，都有共創者的參與和整套系統的支持，就像達利的魔幻畫作裏，既有多重視覺元素，也有象徵主義詞典。
因此，在講述這些故事時，我總是試圖保持自認爲正確的邊界與尺度，未必總是成功。我的期望，正如在獲獎感言裏所說，是“把怪誕的瞬間轉化成引人思考的敘述，以及促使人們反思的時刻”。如果將這起事件的講述，簡化爲反特朗普橫幅上的抗議口號，那將讓評論幾乎失去全部意義；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再度無緣世界盃的當下，有意大利知名記者搬出因凡蒂諾的名字，並表示他纔是意大利足球管理該效仿的榜樣：“只要多一點謙遜，少一些嫉妒，別總是站在錯誤的那一邊，別總是刻意製造陣營對立，摒棄偏見去評價他，你就不得不承認他讓FIFA煥然一新，把足球重新放回了中心位置。”該記者的另一個身份是FIFA顧問。
不知道FIFA爲特朗普頒發的和平獎，是否也屬於“將足球放回中心位置”的舉措。不過，評價、質疑、批判FIFA，不代表要徹底與之決裂。AIPS選擇在4月10日晚上褒獎我的這篇文章，而他們在當天早間剛剛造訪過蘇黎世的FIFA總部，兩個機構的合作框架依然存在。AIPS有針對青年記者的評選獎項，獎勵就是近距離報道國際大賽的機會，這其中離不開FIFA等機構的配合。
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如果你在FIFA（或任何其他機構）的支持或贊助下，去報道了其旗下的國際賽事，你是否能夠在報道中不受影響、保持公正的媒體立場？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媒體的力量和準則，讓FIFA無法用金錢換聲音，甚至不得不繼續資助可能的批評者（這是個值得稱道的姿態），這也是AIPS這類新聞媒體組織存在的重要意義。
文字中的一課
我接到AIPS的電話時，又是一個下午。“我有個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訴你……”電話那邊說道。我當然很開心，也有一點意外。《團結的歐洲盃，不團結的歐洲》是一篇帶有濃重個人元素的文章，裏面夾帶了我對一座城市、一段旅程和一部電影的特殊感覺；《斑馬入白宮》講述的則是一個與我完全無關的故事，我只是試圖採用某種特定的敘述方式，提供一些可能會被忽視的觀察角度，試圖解讀這一怪誕場景的成因和意義。
頒獎前幾天，我確實在晚上睡前短暫地想過：如果真的“衛冕”，我想說些什麼？當下，幾乎所有媒體人和內容創作者，都會面臨這樣兩個問題：AI時代，靠什麼繼續做自己？算法時代，是否需要迎合平臺邏輯“做任務”？這兩個概念，似乎都足以吞噬一名作者脆弱的自主性。我相信“價值”是關鍵詞。人工智能喜歡似是而非的表達方式，擅長按照用戶特性，生成投其所好的內容。但它們不具備傳遞任何價值觀的動力，而這正是我心目中媒體的責任之一。
作爲“奧林匹克之都”，洛桑爲典禮提供了相當特別的環境。在酒店大廳裏，我見到了和我一起競逐“金獎”的阿根廷同行阿列爾·謝爾。我們一起在洛桑的街道上散步，走到了奧林匹克博物館。“我上一次來瑞士，是在1989年，當時我從這裏又去了意大利，去看1990年世界盃抽籤……”他開始回憶往事，而他第一次現場報道世界盃，還要追溯到1978年。謝爾慶祝阿根廷的金盃，但在最近的一篇報道里，他寫了運動員米格爾·桑切斯在軍政府時代的突然失蹤。那是1978年1月。
謝爾提交的作品，標題是《米格爾的一課》。這故事關於另一個米格爾：博卡青年前主帥米格爾·魯索。他於去年10月在任上因病去世。這是一篇極其優秀的作品，我希望將其中的部分內容分享出來：
“米格爾就在那裏。不再是在草皮上，不再是在替補席上，不再是在他那標誌性的、能抵禦一切壞消息的微笑中，也不再存在於那些關於足球的無盡交談中。”
“米格爾·魯索是教練、退役球員、冠軍收集者、溫和的理念表達者和幾家俱樂部最崇高的旗幟，他以博卡青年主帥身份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後旅程。在一次又一次試圖虛晃、盤帶過無情的疾病之後，他於10月8日去世。”
“如果他不在草皮上、不在替補席、不在微笑中、也不在那無盡的交談裏，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告別儀式上爲他哭泣和鼓掌，那麼米格爾究竟在哪裏？答案不止一個。對於他最親近的人來說，他存在於他們內心和記憶的每一個角落。但對於阿根廷社會來說，他特別地存在於另一個地方——他的最後一課裏。”
“那是多麼令人震撼的一課：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刻。”
“有人問米格爾接手某支球隊是否是在冒不必要的風險。他用那不可戰勝的微笑支撐着聲音，直截了當地回答：‘如果我不這麼做，那就不是我了。你知道活着卻不能做自己是什麼感覺嗎？’米格爾做自己，一直戰鬥到了最後。”
“米格爾瀕臨死亡，但也正因如此，他一刻也沒有放下自己的激情。相反：他加倍地呵護它，全身心投入其中，爲之流汗，享受其中。就好像布魯斯·斯普林斯汀唱起那首美麗的《No Surrender》（絕不退縮），又好像伊迪絲·琵雅芙爲他獻上同樣美麗的《Non, je ne regrette rien》（我無怨無悔）。不退縮，不後悔。或者，用米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做我自己’。”
“未來可能是接下來的50年，也可能是接下來的半小時；可能是完整的地平線，也可能是通向一扇緊閉大門的隧道。那又怎樣？全力以赴。在每一次呼吸中全力以赴，甚至在呼吸即將衰竭時依然如此。特別是在那裏，在那走向終局的氣息中，博卡的球迷、博卡對手的球迷，以及那些並非博卡對手的人，都帶着激動——或許是困惑——但絕對是欽佩的情緒注視着這一切，絕無冷漠。每一分鐘就是每一分鐘。只要還有時間，每一分鐘都至關重要。”
“不管死神是否發怒，最好都通知一聲：即使死神如此強大、如此傲慢，也無法戰勝這樣的一堂生命之課。無法戰勝米格爾的最後一課。”
舞臺上的一課
阿列爾和我走進奧林匹克博物館的入口。“你要不要拍照？一會兒我也拍一張，發給我的孩子們。”我們互相拍了幾張照片，公園裏有着一系列的雕塑作品，從未來主義到當代風格，遠處是日內瓦湖的碧波。
“El miedo escénico!”
我們開起玩笑。這是阿根廷名宿、皇馬傳奇巴爾達諾的名句，意思是“舞臺恐懼症”，用來形容伯納烏球場對客隊造成的壓迫感。巴爾達諾是世界足壇最具文學性的名宿評論員之一，而阿列爾曾經與他合著書籍。實際上，沒有恐懼。典禮進行到中段，輪到了最佳專欄獎的頒發，嘉賓第二個讀出阿列爾的名字時，我知道自己“衛冕”成功了。走上領獎臺進行致辭之後，來到了合照環節，阿列爾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體壇傳媒記者沈天浩領取獎盃。 左一：國家體育總局宣傳司司長高超左二：阿根廷記者阿列爾·謝爾左三：體壇傳媒記者沈天浩左四：智利記者達尼洛·迪亞斯
這讓我非常感動。我內心裏好勝的一部分，當然希望儘可能獲得最好的結果；但另一部分又告訴我，阿列爾的文章也絕對配得上這個榮譽，即便他的生涯或許不再需要一座獎盃、一個排名來定義。阿列爾也爲我上了一課，主題是真誠、親切和謙遜。第二天中午，他穿着藍白間條的短袖，拿着行李準備返回阿根廷——他的俱樂部主隊競技，也是身穿藍白。“往返瑞士的航程，差不多是20小時，我很享受沒有手機網絡的這段時間。”他這樣對我說。很多無時無刻不在盯着手機、消息極其靈通的同行，終其一生也寫不出那樣的文字。
這些情感體驗，會比捧杯時的瞬間感受，更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裏。我很幸運能夠得到領導同事們的支持、獲得評委們的認可，但圍繞這座獎盃的故事，比榮譽本身更加重要。上次獲獎後，讓我最驕傲的不是某個“第一人”的頭銜，而是我似乎能夠在這一事件的激勵下，努力去寫得更好。文無第一，我很難就此相信自己就是那個“最好的”，惟有充滿感激、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