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週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只有當C羅已經離開一段時間，葡萄牙人才會意識到他留下的是怎樣的一個虛空。

C羅不僅是葡萄牙足球歷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也是葡萄牙作爲一個現代國家的最傑出代表人物。葡萄牙《競賽報》評論員洛博說，C羅成了葡萄牙人的“通行密碼”，讓他們即使在世界最偏僻的角落，也能被認識、被尊重。

2004年，葡萄牙舉辦歐洲盃時有着一個深意，那就是慶祝該國“康乃馨革命”30週年。1974年，葡萄牙人以一場和平的革命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半法西斯統治，迎來自由時代，也開啓了本國的現代化進程。足球一直是這個國家的代表性事物，但直到C羅出現，足球才成爲葡萄牙人面對世界的一種驕傲。C羅正是在2004歐洲盃上首次代表葡萄牙隊參加大賽，中文媒體喜歡叫他“小小羅”。

這意味着，C羅出道即頂着大羅、小羅兩個前輩的重量。但《隊報》記者Dupont回憶說，C羅絲毫不懼這種壓力。他就是要證明自己纔是“羅納爾多”這個名字的主人。事實是他做到了，世界足壇進入2010年代，人們談起羅納爾多，更多談得是C羅。

葡萄牙足協因爲C羅的冉冉升起而突然變得富有。葡萄牙足協的年收入從2003年的3000多萬歐元，到如今每年超過1.6億歐元。儘管歐洲盃的舉辦、冠軍的獲得，以及足協投資和業務的擴展，都共同促成了這種變化，但C羅的名字直接影響了贊助、球衣銷售，甚至熱身賽的出場費，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在2030世界盃週期結束，葡國足協需要和各路贊助商簽訂新合同，才能看到C羅離開到底帶來多少影響。

但C羅爲葡國帶來的國際可見度遠非一份商業賬目可以概括。他讓一個國家在世界面前更容易被辨認，也讓海外葡萄牙人擁有了更加鮮明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紀錄報》評論員愛德華多·達馬索寫道，一名葡萄牙人進球，數百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葡萄牙人，在同一瞬間認出了自己。足球在這裏成爲一種共同語言，屬於人，屬於集體記憶。C羅用自己的足球，在世界面前重新勾畫出了自己祖國的地圖。

在加拿大生活了五十多年的社會學教授路易斯·阿吉亞爾接受葡萄牙《公衆報》採訪時說：“葡萄牙人在加拿大，並沒有一種非常顯眼、能夠得到更廣泛社會重視的存在感。C羅成爲一條紐帶，讓葡萄牙人能夠更自信地表明身份、介紹自己……在這些國際賽事發生時，尤其是足球比賽時，葡萄牙人會更明確地感到自己是葡萄牙人，或者‘更像葡萄牙人’。在其他時候，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在加拿大，是作爲加拿大人生活。他們面對的困難，是如何在加拿大建立自己的生活。”

阿吉亞爾說：“羅納爾多是一種認同葡萄牙身份的方式，讓他們與祖國建立聯繫，與其他社羣建立聯繫。”在加拿大，意大利裔、希臘裔也通過足球表達身份，而“擁有羅納爾多，使我們能夠區別於其他羣體”。尤其是，葡萄牙不具備一些大國那樣的國際可見度。阿吉亞爾說，C羅“承擔、佔據了這種可見度。他把葡萄牙人與外國人連接起來，成爲一個交流的媒介：先談談C羅，也談談葡萄牙”。

各種數據也證明C羅對於葡萄牙這樣一個小國的名譽提升。《公關報》介紹說，一項九國調查顯示，76%的受訪者認爲，C羅對葡萄牙的國際形象有很大影響。任何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葡萄牙人，大概都經歷過這樣的時刻：剛說出自己來自哪裏，對方就喊出：“葡萄牙！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

當然，退出國家隊，並不意味着C羅就要從這個國家的形象和記憶中消失。C羅給葡萄牙足球帶來的改變徹底改變了葡萄牙人的集體記憶。就像《新聞報》所說，C羅讓葡萄牙擺脫了“總是差一點”的法朵宿命，開始慶祝前所未有的勝利。歐洲盃和兩座歐國聯獎盃，給這個國家留下了深刻印記。

葡萄牙《新聞日報》說，這個國家只有約1100萬人口，無法擁有大國同樣的資源，國家隊的訓練基地直到2016年才建成。在國際賽場的集體和個人獎項中，卻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我們的人”：先是尤西比奧，後來是菲戈，再後來是C羅。這是整個葡萄牙足球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如果要用一個人來代表這一切，那必須是C羅。